陈海啸代表：

　　以患者为本推行分级诊疗

　　“尽管医学战场铺得越来越大，但患者需求却仍然很难以最合适的方式得到满足。”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台州恩泽医疗中心主任陈海啸认为，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的不平衡和患者就医选择权的过度宽松，导致优质医疗资源和患者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大医院，制约了分级诊疗机制的效能发挥。而大多数医生仍然把精力放在治疗疾病上，认为治未病既见不到直接的经济效益，也不能体现医生价值，这也是导致在慢病防控上难有作为的原因之一。

　　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过程中，该如何打破各级医院间的利益藩篱，建立良性互动的可持续合作机制？陈海啸提出，以地级市为基本区域单元，实施一体化的三级分级诊疗体系值得探索。三级医院理应发挥龙头优势，主动与下级医院形成相对紧密的医联体。而这样的医联体应该通过四大纽带联系在一起——经济纽带是动力，技术纽带是核心，信息化纽带是工具，行政纽带是方向。让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的健康维护、疾病治疗和康复工作，共同为患者提供一体化整合式服务，形成“健康进家庭、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的分工新格局。

　　“分级诊疗是手段，不是目的。只有让合适的机构、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做合适的事，才能取得最合适的结果。”陈海啸强调，要推动分级诊疗，就要让大多数医务人员以更好地服务患者为终身目标。“一个长期服务社区的基层医生，应该和知名教授拥有类似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

　　陈仲强委员：

　　社会办医需要实实在在支持

　　“目前我国的医疗服务体系中，53%的医疗机构是由社会资本举办的，其提供的医疗服务量已达总服务量的20%，未来还将进一步增大。社会办医的发展状况影响的不是社会资本本身，而是整个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功能和效果。”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院长陈仲强表示，促使社会办医更加蓬勃健康发展，要让“公”“私”医疗机构处在同等的竞争平台、享受同样的发展机会，除了相关政策外，社会办医疗机构还需要更多实实在在的支持。

　　目前，社会资本办医还面临一些亟待突破的瓶颈。比如，我国的医疗收费制度和管理模式都是以公立医院为基础设计的，许多公立医院的部分运行费用由各地财政负担，而社会资本办医运行成本的缺口该由谁来补？另外，目前许多医疗卫生标准设计、人员培训培养和重大课题的研究主要由公立医院承担，再由政府购买服务，这些工作能否向社会资本办医“张开怀抱”，让他们凭本事参与竞争，去承担更多的科研教学任务？“国家给予的政策支持以及市场需求，决定了社会办医未来的发展空间。”

　　除了替社会办医鼓与呼，陈仲强对目前正“火”的医联体也有自己的看法。“怎么让医联体内的医疗机构真正‘联’起来，还需要厘清许多机制问题。比如，大医院在带动区域发展中，如何消化人员、资源调配以及双向转诊过程中发生的利益转换，需要联合体各方提前协调。否则，大医院帮扶基层过程中产生的人力成本、下转患者后发生的利益损失得不到补偿，‘联合’就会很难持久。”陈仲强建议，建立以资产为纽带、人财物统一调配的紧密型医联体，明确医联体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医联体内部的利益分配机制，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罗永章委员：

　　将防癌体检纳入医保

　　“将防癌体检纳入医保会在短期内增加医疗支出，但从长远看是花小钱、省大钱的明智之举。”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抗肿瘤蛋白质药物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罗永章在介绍带来的5份提案时，特别强调了这份将防癌体检纳入医保的提案：“建议建立居民防癌体检档案，同时，规范检测内容及标准。”

　　在目前医疗资源紧缺、资金不足、医疗保障水平有限的情况下，罗永章建议，国家制定引导扶持政策，将防癌体检放到一级、二级医院开展，同时增强这些医院的软硬件资源配置，规范技术标准，让城乡居民便利地接受正规检查。“很多癌症的发病具有地域特征，建议国家引导各地政府因地制宜地制订防癌体检方案，为不同年龄、职业人群安排有针对性的检测项目。同时，建立居民防癌体检档案，常年跟踪，由医生定期给出健康指导，将防治关口前移。还可以借助大健康数据平台，及时发现地区癌症发病风险，增强区域的疾病防控能力。另外，在检测中优先选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使科技成果最大程度地造福国计民生。”罗永章说。

　　罗永章认为，可考虑在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职工中试行，在癌症早诊早治的社会经济效益显现后逐步推广。“建议借鉴目前商业保险参与大病医疗、商业资本投资公立医疗机构的思路，由政府引导这些社会资源进入一级、二级医院或这些医院的医保防癌体检系统，从而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使医保防癌体检符合市场规律，实现良性运行。”

　　罗进代表：

　　强基层应精准发力

　　“我最关注的是医疗服务的普惠性和均等化问题。”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鞍山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罗进表示，眼下，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还很不均衡，农村与城市、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享有的医疗服务还有很大差别。

　　罗进说，农村医疗卫生人才缺乏、流失严重，现有人员年龄偏大、能力偏低，导致一些已配备的设备利用不够，群众信任度不高。“以鞍山为例，乡镇卫生院技术人员本科学历不到15%，初级职称和中专以下学历占50%以上，很难适应农村基本医疗的需要。”

　　罗进建议，对于到农村或困难地区工作的医务人员通过专项财政补助，实现其在工资收入、进修学习上与城市同等级医院等同的待遇。打破原有管理体制和人员编制，通过建立紧密型医共体、托管型医联体，让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与大医院趋于同质化，让群众在基层就可以得到优质医疗服务，逐步建立起基层首诊、分级诊疗的就医秩序。同时，必须加速转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模式，鼓励基层医务人员开展主动服务、上门服务，在村卫生室有序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方便群众就近就医。

　　罗进还表示，欠发达地区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建设、设备配置、卫生技术人员培训经费等投入相对不足，制约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实施效果和质量。为此，中央转移支付要特别向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和边远地区倾斜，根据各地实际需要，进行差异化的项目支持，避免地区差距越拉越大。

　　瞿佳代表：

　　订单式培养关键在出口

　　“5年来我一直在关注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真正加强基层全科医生的培养和使用。”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院长瞿佳说，温州医科大学今年就要有全科医学专业本科生毕业了，“关键要看这些学生走出校园后如何使用，如果情况不尽如人意，最终会影响今后人才的培养。”

　　瞿佳介绍，浙江省从2012年开始全面推开基层全科医生订单式培养，温州医科大学在2014年成立了全科医学学院，重点培养基层全科医生。“订单式培养基层全科医生的录取分数比其他普通生源高出80分，浙江也不是考生特别多的高考大省，这说明订单式培养的政策还是很被人认可的，毕竟政府承担了几乎所有学习费用。”瞿佳说，更应该重视这种基层人才培养模式的“后半段”政策，“订单式培养全科医学生的关键在出口。”

　　“国标、省统、县管、乡用”是瞿佳对订单式培养全科医学生提出的总体政策建议。“国标就是国家要制定标准，不管将来在什么机构工作，合格的医生就必须通过5年的本科学习培养。”瞿佳说，即使是订单式招录的乡村医生，也应该接受5年医学教育，否则将这个门槛随意放低，老百姓还是很难对基层医生产生信任，同时要加强“全省统一筹划，编制放在县级机构，使用回到乡镇”。

　　瞿佳说，如果订单式培养的全科医生到基层就业后，没有享受到政策“组合拳”带来的利好，而是一屁股坐在了冷板凳上，将会对这种人才模式产生沉重打击。“如果学成的医学生对就业不满意而流失，前面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白费，政府投入也就打了水漂。”

　　张澍委员：

　　药械审批还得再快些

　　作为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抓手之一，分级诊疗再次被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主任张澍说，从长远来看，家庭医生模式是必然趋势。他建议，国家进一步大力培养全科医生，解决了人才问题，分级诊疗模式才能真正落地。像阜外医院这样的大型三甲医院，更重要的职责不是门诊治疗，而是在做好临床研究的同时，帮助强基层，比如输出技术、建设协同中心、为基层培养高素质人才等。

　　据悉，国家卫生计生委已在全国按照区域开始建设专科医疗中心和专科研究中心。“区域性医疗中心既可以截留大量患者，又可以强化对基层的技术指导，这样可以有效缓解大城市三甲医院的压力。”张澍表示。

　　除了强基层外，张澍非常关注的另一个话题是加快和优化药品医疗器械注册审评审批。张澍建议，及时有效修订更新产品注册法规，加强审评队伍建设，包括显著增加审评员数量，增设临床审评员和统计审评员，招聘高级和专家级审评专家等。建立和扩大外部专家团队和专家组任期聘任制度。建立国家级的药品及医疗器械试验基地，把安全有效进一步落实到专业层面。同时，优化审评审批流程，优化药品及医疗器械上市前临床要求。真正做到上市前临床要求与风险获益挂钩，对风险低的产品，降低上市前临床试验要求。

　　另外，张澍还呼吁，加快国外成熟医疗器械的审批流程，因为针对医疗器械的中国人群特异性和国外差别不大，而目前医疗器械的使用周期只有2年～3年，我国审批的过程往往超过国外医疗器械的换代过程。“安全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不是批出来的，是管出来的，上市后产品的质量跟踪制度更重要。”张澍说。

　　孙建方委员：

　　鼓励生产高性价比药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病理科主任孙建方研究员格外关注廉价药品提价问题。“廉价药品退市有很多原因，不单纯是价格的问题。”孙建方说，一方面是由于廉价药品自身的疗效和安全性，有其他效果更好的药上市，属于自然淘汰；另一方面，一些廉价药尚无有效的替代药品，但由于价格等原因药企不愿继续生产。

　　孙建方说，氨苯砜是治疗麻风的一种老药，目前研究证明，氨苯砜除了治疗麻风病有效外，还可用来治疗很多炎症性皮肤病，是不可多得的临床选择药物。“药厂不愿生产氨苯砜的重要原因是该药品价格倒挂，国家规定的零售价每片仅0.068元；氨苯砜相对市场用量较小，生产量也不是很大，使得生产企业没有利润。这种保障性用药需要政策支持、鼓励，才能保证相关皮肤病临床治疗的需要。”

　　“一些患者通过网络可以购买到这种药，但药物的安全性大打折扣。”令孙建方担忧的是，由于氨苯砜的治疗范围在扩展，却没有药品供应，给造假者带来可乘之机。有人非法生产“氨苯砜片”在市场上推销，严重危害临床治疗的安全。

　　孙建方提出，可针对氨苯砜不同治疗用途和不同用药人群制定不同的价格。对用于麻风治疗的可定价低，专供给麻风病医院，不得转卖；用于其他疾病治疗的定价可以适当高些。国家应给予氨苯砜片等类似的廉价药品生产的政策支持，提高价格，鼓励药企生产。

　　刘君代表：

　　分级诊疗宜疏不宜堵

　　今年，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院长刘君不仅继续关注基层卫生人才的建设，分级诊疗、养老、危重病人的急救等问题，也是他希望发出的声音。

　　刘君认为，分级诊疗“应该疏，不该堵”。“有些地方制定了分级诊疗的相关政策，层层转诊，但转诊的方法是堵。比如，使用人为的行政手段，或者单纯从报销层面上进行分级，都不是推进分级诊疗的好办法。”刘君说，加强基层卫生人才建设，是推动分级诊疗的一个重要手段。但目前，一些乡镇卫生院人才短缺，应当建立激励机制，让人才下得去、留得住。只有把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好，分级诊疗才能开展得好。

　　刘君认为，自己感受到了医改带来的变化。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确实有所缓解，现在难的是上级医院，贵的是特殊人群和大病。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17年取消药品加成，刘君说，专科医院和乡镇医院对药品加成的依赖度更大，因此，取消药品加成不能单兵突进，应让医院能平稳过渡，减轻医药分开给医院带来的运行压力。

　　危重病人的急救困境，也引起了刘君的关注。目前，我国欠发达地区危重病人的急救网过于薄弱。同时，急救的信息化和急救知识不足。“如果是慢病，可以到大医院去救治，但急救需要分秒必争。”刘君说，应尽快加强偏远农村、乡镇地区急救网的建设，惠及百姓。

　　(来源：《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