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来英委员：

　　慢病要在防控上更下功夫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人口老龄化加速以及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慢病防治已成为北京市乃至全国各地面临的严峻挑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方来英说，必须要在慢病防控上下功夫，让慢病管理措施落地见效。

　　方来英认为，要做好慢病防控，首先，从国家层面应该构造一个健康知识传播体系。就北京市而言，目前全市已形成了普及健康知识的良好社会氛围。也希望《健康报》可以搭建一个平台，把全国各省(市)的主流媒体结成一个健康知识传播联盟，形成以科普专家为核心、主流媒体为先导的权威传播模式，把健康传播的正能量激发出来，让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延长健康寿命的健康理念深入人心。

　　同时，要提升慢病防控的效果，还要依托必要的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支撑体系。以控烟为例，北京市坚持了3个基本准则：第一，控烟行动不能局限在医疗卫生领域，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第二，必须坚持保障大多数公民利益的原则，“吸烟者有吸烟的自由权利，但是没有侵害他人健康的权利”；第三，中国是《国际烟草框架条约》缔约国，我们要履行国际承诺，要说话算话，这个“算话”也体现在地方政府必须践行中央政府签署的各种国际条约。基于此，在控烟行动中，北京从2015年6月1日起实施了史上最严《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形成了社会共治的管理模式，从而使被检查单位违法行为的发现率从《条例》实施初期的23.1%下降到了目前的6.7%，公共场所发现吸烟者比例由11.3%下降到了3.8%。为此，世界卫生组织授予北京“世界无烟日奖”。

　　最后，慢病防控要落地，还有一件事要落实，就是要研究如何提供适用的技术手段。方来英说，慢病防控的技术路径选择一定要结合实际，不能脱离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要“算大账”。“比如，我们去澳门特别行政区学习调研，发现澳门同行防控大肠癌做法就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放一个标本取样器，免费为居民做大肠癌筛查，既经济又有效，对大肠癌的早期发现很有帮助。类似的做法对我们启示很大。”方来英提出，在财政投入足以支撑和保障的情况下，应不断寻找新的慢病防控策略，让群众的健康收益不断提高。

　　王建业委员：

　　引导鼓励医生投身科技创新

　　今年是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党委书记王建业第10次参加全国两会。作为一名“资深”委员，他今年最关注的是科技创新。“中国发展到现在，我们要提高软实力，什么叫软实力？就是要有我们自己的原创，关注新技术研发，而不仅仅停留在学习掌握、消化吸收。”

　　具体到医学科技领域，王建业说，从目前国内的临床现状来看，诊断方法、治疗手段以及相应医疗设备的更新还主要靠模仿国外。实际上，临床医生是创新的源头活水。国外很多医疗器械、药物的研发都是临床医生最先提出想法，面对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临床问题，就想为什么？应该怎样改进？最后产学研合作找到解决办法。

　　王建业举例说，比如，在他从事的泌尿外科领域，常用药物万艾可最初研发是用于降压，但一位负责临床试验的临床医生在实验结束后发现，有不少男性受试者没有将剩余试验药物退回，深入了解后得知，该药物能够改善受试者性功能。基于这一发现再次研究发现，万艾可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效果远优于降压，药物变更适应证上市后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目前，中国临床医生的创新能力还非常欠缺。我们还需大力引导大家去创新、去发明、去探索。”王建业说。此外，医务人员的科研成果与应用和产业化脱节也是一大问题。很多好的设想，只是发表了论文，但并没有被相关产业了解，这也更加凸显力促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性。

　　医务人员在临床一线，最能发现问题，产生新想法，关键是看如何实现。王建业提出，不少医院还没有科技创新的氛围，应当在政策制定和落地、舆论引导等方面更加注重创新，让医院管理者、卫生行政部门管理者、广大医务人员在科技创新上投入更多精力和热情，推动我国医学科技创新迈上新台阶。

　　王建业同时提出，在新技术研发中，对尚不成熟还需进一步探索的临床研究，积极鼓励也很重要。比如，肾囊肿常用腹腔镜，有的医生尝试用前列腺电刀切肾囊肿，这些有新意的原创想法和做法可能还不成熟，尚不能普遍推广，但在符合医学伦理要求的前提下，还要积极鼓励，而不是马上“拍死”。

　　范利委员：

　　老年医学急需补人力缺口

　　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老年医学、医养结合等问题越来越得到各方重视。作为中国老年医学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范利长期关注我国老年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今年全国两会，范利的关注点依旧是如何提高老年医学的学科地位，以及解决医养结合方面人手不足的问题。

　　“我国老年人口已过2亿，其中七成以上的老年人存在慢病和共病，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共病高达80%。慢病、共病会导致老人多系统受累，最终引发多器官衰竭，是老人死亡的最主要原因。”范利说，老年医学面对的是共病人群，有自己的专科特点，也是临床医学中一门综合性的新兴学科。但目前我国老年医学的学科地位还有待提高，仅以专业设置为例：2011年，教育部把老年医学列为临床医学下的二级学科，但在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老年医学调到临床医学的三级学科。“不仅如此，我国还存在老年医学医师培养被遗漏、老年医学科室建设边缘化、老年医学专科医院亟待建立等问题，这些方面都期待更好的政策措施。”

　　同样，面对不断增长的老年临床护理需求，中国医养结合的机构越来越多，医养结合的发展也有了基础框架。“但老年医学医养结合的最大障碍是临床，尤其是基层医疗护理服务人员缺乏，这个缺口有近两百万人。”范利说。

　　在范利看来，大力提倡养老志愿者服务是补齐人力缺口的重要措施。“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看到，社会上有很多人愿意做养老服务，除了对医护之外的社会工作者加强专业培训外，我国更需要建立规范的统筹机制和激励政策。在美国，志愿者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会得到一定的激励和回报。但我国的志愿者大多凭着一己热情和社会公德心，或是被学校、单位等机构指派到某家养老机构中去服务。在服务过程中，仅解决工作当天中餐和往返车票，没有相应的劳动补贴，这样的服务模式很难长期持续。”范利提出，志愿者服务工作需要国家制定统一的政策规范，建立健全补偿机制，才能持续发展。

　　“另外，养老服务也不能光靠养老机构和志愿者，如何激发出家庭这一社会单元的力量，也是重要的课题。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儿女孝敬老人的义务要得到强化。”范利说。

　　顾晋代表：

　　从重医疗向保健康转变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首钢医院院长顾晋准备的建议主要集中在控制吸烟和调整医保资源配置等方面，看似不太相关的议题背后，实则有着更具宏观的思考。目前，我国与国民健康相关的各种资源投入，过多地集中于疾病诊疗阶段，而对健康两端的疾病预防和老年护理的投入明显不足。

　　顾晋说，2014年1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起草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草案送审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确规定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体育、健身场馆的室外观众座席、赛场区域，公共交通工具的室外等候区域等也全面禁止吸烟。但2016年，国务院法制办对办理两会代表提案和建议的答复称，社会各方对草案关于控烟场所范围的规定存在重大分歧，有部门和地方认为该规定过于严格，因此对送审稿规定的控烟场所范围做出调整，将工作场所的禁烟区域限定在共用区域，允许餐饮场所、娱乐场所、住宿场所、机场航站楼等4类室内公共场所设置吸烟区域。

　　“希望最终颁布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不会出现这种倒退。”顾晋表示，最初的送审稿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相关规定起草，值得肯定和鼓励，但也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既然《条例》尚未最终颁布，那就要继续提出建议，作为一名肿瘤专业的医生，我特别清楚烟草所带来的健康危害。”顾晋说，他还将建议继续加大对影视剧中吸烟镜头的“封杀”，以切实推动青少年控烟工作，“大款抽烟、江湖大哥抽烟，甚至公安局长也烟不离手，这会对容易产生崇拜心理的孩子带来极坏的影响。”

　　目前，我国只有门诊或住院等疾病诊疗过程产生的费用才能纳入医保报销，“我们医疗保障体系关注的重点就是治病，疾病的早期预防和晚期安宁疗护几乎得不到任何医保支持。”顾晋指出，我国这种医疗保障的模式和导向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

　　“我们的预防做得还是太少了，比如加强肠癌筛查及干预，如果能有更多患者尽早切除肠道息肉，就意味着更多患者免除了以后发生癌变的可能，不仅避免了个人的痛苦，还节约了大量医疗卫生费用。”顾晋说，在目前现有的医保政策下，肠癌初筛的高危人群并没有接受进一步检查的动力。

　　顾晋表示，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用尽一生积蓄，在我国的老年患者中并不少见，究其原因就是晚期患者的安宁疗护在我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顾晋介绍，学习发达国家和地区医疗机构的经验，北京首钢医院已经在社区建立起规范的安宁疗护病房；而且该院正致力于将慢性病诊治、护理等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这些都需要调整医保付费方式等政策环境的协同支持。”

　　温建民委员：

　　关注中西医结合咋落地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里的提案“高产者”，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主任温建民和往年一样，早早就整理好了自己关注的多个领域的提案内容。但他表示，作为长期关注中医药发展的一分子，他最关心的依然是与中医药相关的问题。其中，即将正式实施的《中医药法》如何配套实施细则，中西医结合究竟要如何落地，是他关注的重中之重。

　　“经过30多年酝酿，《中医药法》这个‘孩子’终于在千呼万唤中‘生’出来了。我当了10年的政协委员，一直在呼吁出台《中医药法》，也对其中一些具体条文的制定修改提了意见，并且得到了部分采纳，这让我很高兴。”温建民说，法律是一把双刃剑，能不能用好这把剑，考验卫生行业的大智慧。如今有了法律，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就是要有落地政策，希望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尽快组织制定出台一些细则，并在广泛征求意见后发布实施。

　　“在《中医药法》的内容里面，我最关心的是中西医结合的问题。”温建民说，当前，中西医结合学科建设比较滞后，人才青黄不接，只有通过立法，中西医结合“腰杆”才能挺起来，否则将有“名存实亡”的危险。根据2012年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的调研结果，患者对中西医结合的需求占所有就医需求的38.51%，而具有中西医结合医师资格的医师只占医师总数的6.27%，中西医结合医师数量严重不足，而与此同时，中西医结合医学毕业生还面临着就业难。温建民介绍，目前在我国，中西医结合医师只能到中西医结合医院或者其他医院中西医结合医学科工作，而不能到综合医院西医科和中医医院中医科执业，且职称晋升上专业覆盖面较窄。除此之外，中西医结合教育、科研体系也不够完备。

　　“《中医药法》提出，国家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鼓励中医西医相互学习，促进中西医结合，但光有这些还不够。促进中西医结合中的‘促进’两字中包含哪些落地的东西？从行政、学术和投入等层面应如何做好配套？在允许中医使用现代科学技术为病人服务时，应该如何把握好‘度’？这些问题都需要继续出台政策来予以明确。”温建民说。

　　除了中医药，温建民关注的民生话题还包括健康扶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医师法如何衔接、乡村医生退休养老制度、设立扰乱医疗秩序罪、医养结合和医师多点执业等许多方面。“2012年，我国开始建立大病保险机制，目前是从城乡基本保险里面拿出一部分钱来保障大病。但如果想提高筹资水平和保障水平，还应考虑通过社会渠道进行筹资，并鼓励经济发达地区提高保险筹资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温建民说。

　　王健委员：

　　让防治传染病的“盾”更坚实

　　对于传染病防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健自觉有着一份天然的责任。其中，如何进一步发挥中医药在防治传染病中的作用，是他今年特别希望发出的声音。

　　王健认为，应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情直报系统内，设置统一的疫情中医发布体系，在各级疾控中心增设中医管理部门，对集中收治传染病医院的中医介入要有硬性指标的要求。同时，要加快传染病中医药防治专业人才的培养，在中医药高等院校开设传染病防治专业，编写《中医传染病学》系列教材；在中医医疗机构设置传染科，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并建立常规的薪酬体系及职称晋升通道；对于艾滋病、肺结核等疾病的防治，应加大对中医从业人员的投入，落实相关补助政策。

　　“当前我国正面临传统传染病和新发传染病的双重压力，几乎每年，就发现一种新发传染病，人口流动增加了防治难度，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更增加了防治的复杂性。”王健说，有效应对传染病疫情，必须发挥各方面的防治资源，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科学防治，形成合力。他建议，整合防疫、医疗、海关、科研院所、中医等各方资源，加强传染病防治组织机制和模式的研究与演练。

　　今年全国两会，王健关注的另一个话题是促进我国艾滋病仿制药产业的发展。“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是国际上有效的干预手段，目前国际上有300多种药；但我国只有七八种药，且副作用较大，患者用药时间长了会耐药。”王健介绍，目前，我国累计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人数已达50多万人，近年每年新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均超过10万名，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药物需求巨大。由于很多新药的专利都掌握在国外药厂手中，价格高昂，大大增加了我国疾病控制的负担。建议进一步完善药品审批制度，缩短仿制药的审批流程，对已经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的传染病药品，建立绿色通道加速度审批。进一步降低仿制药的生产成本。以抗艾滋病病毒药物为突破口，在强制许可和仿制方面作出突破等。

　　此外，王健还很关注如何加强医疗机构安全管理，杜绝医源性传染病发生。他说，医疗机构的传染病防控工作应该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加强监管，经常监督检查，能够对执行者起到督促作用。此外，还应加大对医务人员传染病防护的培训和教育力度，使其对艾滋病、乙肝、丙肝等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医源性感染风险等有清醒的认识。

　　(来源：《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