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非洲，人们会联想起撒哈拉沙漠、椰枣、全身被长袍和头巾包裹得严严实实只留一对大眼睛的阿拉伯女人、传染病……

说起中国援非医疗队，人们会想起毛泽东、周恩来、联合国；会想起那么一群“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白衣天使忙碌在异国医院无影灯下的身影……

从参加援非医疗队的那一天起，亲人朋友和国内的同事最担心的就是：那里有没有有效的防护措施？能不能保证医生们的职业安全？

其实，手术医生几乎都遇到过手术时手套破裂、缝针扎伤、血液或者患者体液污染到皮肤或者黏膜等等情况，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职业暴露”，职业暴露后的风险在于它可能感染严重传染病。在非洲，发生职业暴露后的风险则是能知道它的风险和后果但得不到有效的防护和处理。

作为妇产科医生在阿尔及利亚工作4年， 遭遇过N次职业暴露，但记忆最深刻的有两次：

惊

那是2010年12月5日，白班。我正准备做第二台手术时，手术室护士和麻醉医生过来对我说：“这台手术你必须戴两副手套”，“为什么？”，他们说”这个女人没结婚,她不是个正经女人”。我拿过病历看见病人的“Nom”后面画了两个“XX”。几个护士正神神秘秘地窃窃私语，“哦”，我心里明白了，这个妇女是红灯区的女人。

其实，阿拉伯人是很保守的，他们认为没结婚就生孩子的人，不是良家妇女。在阿拉伯国家，法律是禁止堕胎的，这个可怜的女人已经做过一次剖宫产。

手术一开始，非常顺利。孩子生出来后，正在给孩子清理呼吸道，我转过头来看助手操作完成没有，她正在剪断脐带，因为没经验，一剪子下去，脐血喷射出来，冲进我的眼睛。有人一声惊叫后，手术间立刻安静的像夜间的坟地一般。我的眼睛全被血糊上，眼前一片红色。助产士接过孩子，巡回护士立即过来，用生理盐水为我冲洗眼睛和面部，所有的人都不说话，只有初生婴儿的啼哭和手术钳子的碰撞声，缝完子宫后，我用简单的法语开始说话了“Alisa，报告科主任，给这个病人查SIDA（艾滋病）”（这里没有规范的术前检查），Alisa连声说“好的，好的”。

手术继续进行，平时很爱说话的助手护士一声不吭，头都不敢抬起来，看得出来她很尴尬和内疚，我努力平静自己内心的不安和紧张，平稳细致的做着手术每一步操作，手术间里沉闷极了，气氛凝重。手术结束时，以前大家经常互相说的“Merci”（谢谢）变成那个助手一个人怯生生地“对不起，谭医生”。我也只轻轻的说了声“没事”。回到病房写医嘱，当班的所有助产士都围过来,瞪着大眼睛关切地望着我，见Chef de service过来了,大家七嘴八舌地给她描述着当时的情况。Chef de service说一定以最快的速度查清那个产妇的一切情况,包括社会背景,但检验要明天才能出结果。我客气礼貌的说“谢谢,给你添麻烦了!”。然而，所有发生过职业暴露的医生心情可能都是一样的，恐惧中带着侥幸，默默地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祈祷，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等待检查结果的20多个小时如同煎熬。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想：希望她的结果是阴性；自己拯救了那么多生命，希望上帝会看得见，让那些可恶的病毒载量少些再少些；希望自己的抵抗力能抵御一切进入体内的病菌；希望阿国能有有效控制艾滋病毒的药品；一天的等待比一年还漫长。

次日下午3点多钟，检验结果终于出来啦——阴性！

险

2012年8月9日上午，麻醉科副主任穆罕穆德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神情严峻的告诉我“10天前有一个你做的二期伤口缝合病人，是个SIDA患者，医务部通知你马上去综合医院做相关检查”，我站在那里一愣，问“你确定？” “是的，二期缝合已经确定是你做的，但她剖宫产手术还没有确定是哪位医生做的，应该是中国医生做的，护士长正在查，因为她做剖宫产住院时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很快会有结果的”。穆罕穆德看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说“你先去医院检验科抽个血吧，”。我说我知道这个病人，身体干瘦、极度虚弱、伤口和宫腔感染，阴道流脓，为了大致了解感染的细菌种类，我曾经拔下口罩仔细闻过她阴道排除脓液的气味，因高度怀疑患者是个SIDA，我要求给她做SIDA的相关检查，在给她换药很长时间后才有条件做二期，还真跟预料的一样。

大约半小时后，手术室护士长过来了，很轻声地说“已经查出来了，这个患者的剖宫产是你在2012年6月30日做的。”老天，我再也无法镇定了，立即吼道“你们国家为什么不给所有孕妇做SIDA病毒的筛查？”“这样害了医生；害了孩子。”穆罕穆德和护士长一脸无奈，关切地说“你还是去做检查吧”。我瘫坐在沙发椅上，几近崩溃：离剖宫产手术已经1个多月了，离二期缝合也10多天了，我怎么办？

不管怎样，还是按照程序先做了抽血检查，同样，抽血后24小时出结果。这次比2010年那次等待更受煎熬：1、患者是明确诊断的；2、所谓的密切接触也好、职业暴露也好都过了1个多月，并且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3、阿方的建议是：我的结果是阳性的话才能给抗艾滋病毒药物，4、艾滋病感染窗口期是2—6周，要求这次是阴性的话，最迟3个月再复查。

第二天下午3点多钟，产科主任在电话里及其夸张及其喜悦地验结果阴性、阴性！”。我说“谢谢！谢谢你们！”但内心仍在担心3个月后的那次复查结果。

煎熬了三个月，检查结果是阴性！这事画上句号。

参加援非的医疗队员几乎都想过或者说过“如果我在非洲感染了SIDA，我怎么办？我是回国治疗还是就留在非洲？”这话真不是说说而已。

愿上帝保佑在非洲的所有同行都平安！

谭琼，主任医师，从事妇产科临床一线工作31年。在国家级医疗专业核心期刊发表数篇论文；参与编写专业论著两部；设计、主持并组织实施多项临床研究项目，并获得州级科研成果奖。2010年11月—2015年1月连续两届参加中国援阿医疗队，在阿尔及利亚工作4年余，担任分队长及业务委员，受到受援国领导、同事及患者的高度评价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