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媒体见面会1月11日在京举行，见面会的主题是“聚焦本职发挥优势，不断开创政协社法委工作新局面”。

共牵头和参与承办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10场，承办双周协商座谈会14场、远程协商会1场，组织专题视察调研47项，办理法律法规和重要文件征求意见150余件，报送的调研报告、政协信息得到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36次，有关意见建议被45份法律法规和文件采纳……五年来，社法委聚焦全面依法治国、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重要问题，交出一份亮眼的“答卷”。

“使委员们写在纸上的好建议变成惠民、利民的好政策，变成人民群众受益的满满获得感。”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强卫说。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说，社法委承办的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双周协商座谈会多次被立为“标杆”，调研成果获得党和国家主要领导的批示多，协商议政成果转化为法律、法规、政策多，面向社会普法、促进全社会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共识效果好，成为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力量。

让各种声音在立法过程中表达

在法治建设领域，社法委根据立法工作特点，以充分保证各方利益诉求能够在立法过程中“能表达”“被听到”为目标，搭建“立法协商”平台，每年承办一次作为全国政协重点协商议题的立法协商活动，成为全国政协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凝聚共识与力量的有益探索。

通过承办双周协商座谈会等形式开展立法协商，是社法委五年来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十三届全国政协一共开了68场双周协商座谈会，社法委承办了14场，其中与法治建设有关的12场，由此不难看出法治建设在政协的关注度。”吕忠梅说。

吕忠梅说，立法的过程，是利益充分表达、充分协调的过程。开展立法协商，就是要让各种利益在立法过程中能够得到充分表达，能够被听到，能够达成共识。

“立法是利益博弈和协调的过程。在全国政协这个平台上，34个界别的2000多名委员来自不同方面，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通过这样的表达方式，让立法过程中的民主性、利益表达、共识凝聚都更加充分。”吕忠梅这样介绍立法协商的性质和定位。

在吕忠梅看来，开展立法协商有三个最为显著的效果——委员们提出的意见建议，有助于提高立法质量；委员和有关部门的协商交流，能够达到沟通情况、增信释疑和凝聚共识的效果；立法协商会或者调研的过程，也是普及法律的过程。

对于立法协商的效果，数据的展现更为直观——以著作权法的修订为例，社法委组织委员围绕目标定位、价值取向、制度完善等方面提出的几十条建议，大部分得到采纳，其中有10条建议基本上是完整采纳，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完善。

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在民生建设领域，社法委紧贴人民群众急难愁盼，以推动问题解决为追求，搭建“多元协商”平台，选择了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未成年人权益综合保护、社区物业管理、快递小哥权益保护等议题，持续跟踪，采取提案协商、会议协商、界别协商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的方式，促进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快递小哥工伤保险等一系列政策出台。

从2021年起，社法委把推进社会适老化改造作为专项民主监督课题，连续五年开展调研。

两年多来，全国政协专门组成的调研组走了三省八市二十六个区县，到老旧社区查看电梯安装情况，到老年服务中心查看老年人的照护情况，深入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家庭查看居家改造的具体情况，到一些公交站点实地了解公交车适老化改造情况，先后与400多人进行了座谈交流。其间，社法委还委托十个省区市，选择了1000户老年人家庭和300个城乡社区，开展连续五年的定点问卷调查。同时还面向社会开展网络调查，就适老化改造的情况、存在的问题和意见建议问计于民。

社法委经过深入调研所形成的民主监督报告，在经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批准后，以全国政协党组的名义向党中央报告。报告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建议，也得到了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起到了同心同向同力的工作效果。

“政协民主监督是一种协商式监督，是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向的监督。开展民主监督，关键要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地帮助政府解决百姓所需、困难所在的问题，同时还要有长远的眼光，实事求是，不能脱离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还要持续发力，不断加强工作，以‘钉钉子’的精神，争取做一件成一件。”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尔乘说。

搭建协商平台共话社会治理创新

在社会治理领域，社法委每年选择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内容，以促进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方法创新为方向，搭建“共话社会治理创新”界别协商平台，邀请界别群众代表、专业人士与相关部委直接沟通交流，既展示成就、也提出问题，既解释政策、也讨论对策，让界别群众感受到人民政协就在生活中、政协委员就在身边。

在媒体见面会上，吕忠梅分享了社法委在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的一个故事。

“有个村民经常小偷小摸，每次偷的东西也不多，时不时偷个东家的鸡、西家的狗，没有大额的犯罪，但就是屡教不改。”某村村委会主任通过“共话社会治理创新”界别协商平台，提出了这个让他头痛不已的难题。

“要想解决问题，先要找到原因。是生活困难所致，自己的不良习惯，抑或是有其他原因？”在刑法专家的帮助下，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尝到甜头的村委会，对“共话社会治理创新”界别协商平台赞叹不已，频频从平台“取经”，使得该村从乡村治安问题的“高发区”，一跃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模范村”，乡村治理面貌焕然一新。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什么？很多地方都在创造经验，其中哪些经验是可复制可推广的？哪些经验可以固化为制度？我们希望搭建这样一个平台，请部委、委员、基层和地方的代表进行交流，并多方展示不同层次、不同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成果。”吕忠梅说，五年来，各方围绕基层治理、乡村治理、社区治理、网络治理等主题进行交流讨论，社法委同时组织委员广泛调研、组织研究团队进行专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搭建这样的协商平台，一方面，可以为社会治理创新建言献策；另一方面，可以发动更多的人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体系，为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政协力量。”吕忠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