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鸣

春秋初期的齐国，随着井田制的破坏和私田的大量出现，许多人从奴隶身份解脱出来，成为有一定人身自由的农人，人的地位有所提高。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异常发达，唯利是图的价值取向也颇为盛行，单单靠礼已不足以应付这一变化，还要以法治世，一是德刑并用，二是立法定制。特别是齐国，为了加强其霸主地位，更需要通过君主发号施令，加强君主集权，“以法治国”。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较早提出“以法治国”理论和原则的思想家，他明确界定了法、律、令的共同性和不同作用以及立法、执法、守法的权责关系，深刻揭示了“以法治国”的内涵逻辑、内在要求、价值目标。他认为：立法统一、法律公开是“以法治国”的前提，法令是天下人明确嫌疑、判断是非的客观标准，从而否定礼治时代“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旧观念。他强调法令的主要作用在于控制属下，防止以下乱主；法令的基本内容是赏刑，即用赏赐鼓励人们做对国家有利的事，用刑罚纠正对国家不利的行为。统治者治国理政，法律是最直接、最管用、最有力的工具。统治者只要把法律制定好，合乎国情，合乎民意，推动实施，督促落实，违法必究，就功德圆满了。

管仲认为，国以民为体，君以赏罚为用，立法关系到民众的切身利益，因此，立法应格外慎重，力戒“私情行而公法毁”（《管子·八观》），力争做到“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管子·权修》）。他强调，兴政立法有两个立足点：一是法从习惯，二是令顺民心。

法从习惯。氏族部落的社会规范主要是习惯。习惯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反映了氏族成员的共同意志和群体利益，得到社会舆论的认可和支持，其调整社会关系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明显，对氏族成员有普遍约束力。法以习惯为渊源而产生，在本土自发生长具有民主性和社会性，容易被人们理解、接受、信仰和自觉遵从。虽然管仲主张的“法治”本质上是加强君主集权，但他强调立法不能仅仅以君主个人的好恶为标准，而应“与俗同好恶”，重视民间习惯。

令顺民心。鉴于民有“四欲”（逸乐、富贵、存安、生育）与“四恶”（忧劳、贫贱、危坠、灭绝），以“四欲”顺民心，则国安；以“四恶”逆民心，则国危。法令顺民心还是逆民心，决定着国家的盛衰、统治的成败，因此，只要顺应民心，法令的实施就像源源不断的流水那样畅行无阻。立法以人为本，切实从统治对象的利益和愿望出发，寻找立法的依据，这就比统治者高高在上、目空一切、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要合理得多，这一点应该引起立法者的高度重视。

管仲提倡“令顺民心”，就在于他清醒认识到统治者与民众是互相依存、彼此制约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必须对民众有所施舍，甚至作出某种让步，让民众有利可图。做到这些，民众就会给予相应的回报。统治者有所失必然有所得，且失之甚小，得之甚大。他认为好逸恶劳、趋利避害是人的共同本性，追求物质利益是民情的基本内容。君主立法只有从人性、民情出发，才会产生令行禁止的社会成效。如果统治者立法“取民无度”，造成民众衣食不足，整天生活在痛苦之中，民众就会怠慢法令，法令就根本无法推行。因此，在管仲看来，法令不仅是制裁民众的手段，同时，也是君主利用民力、获取民心的工具。

以“令顺民心”为出发点，管仲坚决反对专任刑法，大兴杀戮。他指出：刑罚杀戮过滥过重，不仅不会使法令产生威慑作用，反而会激起民怨，使统治者的地位产生动摇。在此基础上，管仲主张“省刑”，而“省刑”的关键在于堵“两原”。民众肆意妄为、淫逸放诞的原因，一是上层统治者不节制私欲，不遵守法度；二是对浮华奢靡之风不予禁绝。堵塞了这两个根源，犯罪就会减少，刑罚便可轻省。

管仲主张严肃法纪，反对赦免罪犯。他提出“轻过而移诸甲兵”的思想，推行赎刑制度，让有罪者以兵器或铜、铁赎罪，从而减轻了国家军备开支的沉重经济负担和刑罚惩治的强度，有利于社会安定。

近代中国，法制变革，人们注意到了法律的社会作用。什么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法律，人们往往以管仲的言法作为依据。究其原因，一是中国最早高度推崇“法治”的是管仲；二是管仲推行“法治”收到了富国强兵、称霸天下的实效；三是管仲法令依从风俗习惯，顺乎民情民意，让民有利可获、有福可享、有安可图。而这些正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法律的认识。

（文章节选自李鸣《法的回声：中国法律思想通识讲义》，法律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