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文化

□ 殷啸虎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循吏”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那些奉公守法、清正廉明、推行教化的地方官。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循吏作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即“奉法循理之吏”。班固在《汉书》中沿袭了《史记》的体例，作《循吏传》，从此循吏便成为那些清官良吏的专有名词。由于循吏是相对于“酷吏”而言的一个概念，酷吏是指那些奉行严刑峻法，“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的官吏，因此，后世也将奉行刑罚和主张教化作为两者区分的标准。其实，循吏虽然主张教化，但同样非常重视法制的作用；特别是汉代在制度上“汉承秦制”，主张“以吏为师”的同时，融礼仪道德教化于依法治理，因此，循吏在地方治理实践中形成的法律观，也成为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

汉代的循吏作为“吏”，其基本职责就是贯彻执行朝廷的法令，维护地方秩序。他们虽然不像酷吏那样“专任刑罚”，但都要“奉三尺律令以从事”。所不同的是，循吏在治理实践中，更注重教化的作用，“以化治称”。而法律则是作为推行教化、实现治理的重要手段，这也是汉代循吏法律观的核心要义所在。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董仲舒和黄霸。

董仲舒是《汉书·循吏传》中第一个被提到、却又没有列入《循吏传》的人。他虽然主张“任德教而不任刑”，认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但同时又强调“正法度之宜”，把法律作为推行教化的重要辅助手段，这就是著名的“德主刑辅”的主张。因此，董仲舒可以说是奠定了循吏法律观的理论基础。

而黄霸则堪称是循吏法律观的实践典范。他虽然是“入财为官”，即花钱买的一个小吏，但“以廉称”，而且“为人明察内敏，又习文法，然温良有让，足知，善御众”。汉宣帝“闻（黄）霸持法平，召以为廷尉正，数决疑狱，庭中称平”。后出任颍川太守，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治为天下第一”，“自汉兴，言治民吏，以（黄）霸为首”。

从汉代循吏的从政和治理实践来看，他们的法律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注重依法治理，维护地方秩序。循吏虽然不同于酷吏的专任刑罚，但在治理实践中同样非常注重依法治理。如前所述，循吏是“奉法循理之吏”，“奉法”是前提。地方官的基本职责就是执行朝廷的立法，维持地方秩序。一些循吏本身就是精通法律的人，如黄霸“少学律令，喜为吏”；东汉时的循吏王涣也是“读律令”。他们在地方治理的实践中，注重运用法律手段。王涣任温县县令时，“县多奸猾，积为人患。（王）涣以方略讨击，悉诛之。境内清夷，商人露宿于道”。东汉另一位循吏刘宠任会稽太守时，也是“简除烦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此外，他们也很注重治理人才尤其是法律人才的培养。西汉著名循吏文翁任蜀郡太守时，就曾选派郡县小吏去京城长安，“受业博士，或学律令”。也正因为如此，“政平讼理”也成为循吏的一个重要标准。

其二，主张德主刑辅，强调教化为先。如上说言，循吏是“奉法循理之吏”，“奉法”是前提，“循理”则是循吏的特点。他们不像酷吏那样机械地照搬法条，而是从情理出发，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适用法律。而“循理”的主要依据，就是儒家的经书。他们将儒家所倡导的教化作为治理的主要手段，这也是与酷吏的主要区别所在。汉代的循吏基本上都是熟读经书，在治理实践中也是以儒教主张的礼仪道德来教化百姓。《汉书·循吏传》开篇在谈到董仲舒等人时，就称他们“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黄霸曾师从著名大儒伏生学习《尚书》，“力行教化而后诛罚”；东汉秦彭任山阳太守时，也是“以礼训人，不任刑罚”。他们在司法实践中，也往往通过教化去化解矛盾，解决纷争。东汉许荆为桂阳太守时，有兄弟为争财而打起了官司，许荆认为“教化不行，咎在太守”，请求朝廷对自己问责，结果兄弟俩悔恨交加，“各求受罪”。东汉仇览任亭长时，有母亲告儿子陈元不孝，仇览认为这是自己“教化未及至耳”，亲赴陈元家进行劝导，结果母子相拥而泣，陈元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孝子。时任考城县令的著名循吏王涣听说仇览能“以德化人”后，专门请他担任主簿。东汉刘矩任雍丘县令时，“民有争讼，（刘）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训告，以为忿恚可忍，县官不可入，使归更寻思。讼者感之，辄各罢去”。

其三，奉行用法宽平，倡导宽猛相济。循吏虽然也主张依法治理，但他们奉行用法持平，倡导宽猛相济，这是他们与酷吏的另一个重要区别之处，也是“奉法循理”两者结合的具体体现。同董仲舒一样，在《汉书·循吏传》开篇被提到、但没有写进《循吏传》的儿宽（又作倪宽），治民奉行“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人心”；黄霸也是“处议当于法，合人心”，在他的治下，“狱或八年亡（无）重罪囚，吏民乡（向）于教化”；东汉的王涣虽然“政尚严猛”，但也“以平正居身，得宽猛之宜”而著称。

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开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揭示了循吏法律观及其实践的基本特点。汉代的循吏将先秦法家主张的法治与儒家主张的礼治融于治理实践，促进了礼法结合的进一步发展，对中国古代以“德主刑辅”为核心的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