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北京援鄂医疗队护士在护理患者。 下：广东援鄂医疗队专家在雷神山医院救治患者。 潘松刚摄

4月中旬，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挽救了荆楚大地的344支援鄂医疗队全部撤离湖北。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这是各支医疗队给全国人民留下的深刻印象。近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连续举办8场新闻发布会，请来部分援鄂医疗队代表，回望医疗救治的难忘瞬间。

“重武器”到场，就可以打硬仗了

2月初，各地援助医疗队抵达武汉后，都面临重症治疗设备紧缺的问题。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援鄂医疗队一共有3批150人驰援武汉。第一批是在除夕夜出发的，第三批131人在2月8日元宵节那天进驻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当时ICU的床位比较紧张，重症患者确实非常多。”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援鄂医疗队领队、医学工程部主任朱庆棠回顾，这些患者有可能失去抢救机会。派出的队员来自18个专科，40%的队员长期在ICU工作，90%以上的队员有ICU工作经验。因此医疗队提出，要在普通病区增设高端设备，建设具有ICU功能的高级生命支持单元。

得知医疗队的计划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非常重视，医院负责人马上拍板：“前线需要什么样的设备和物资，都可以从后方调运。”很快，ECMO、呼吸机、超声、血液透析机、CT机等设备从广州调往武汉。武汉协和医院西院也想方设法给医疗队增配了有创呼吸机、超声、监护仪等。当时，医疗队有一台监护仪需要增配一个高端模块，但是武汉缺货。远在千里之外的深圳生产商克服很多困难，专门配送来了这个关键模块。

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呼吸治疗师夏金根到武汉后发现，最先需要做的事并不是进隔离病房，而是准备很多不同种类、不同品牌的呼吸支持设备和耗材，如吸氧装备、无创呼吸机、有创呼吸机、ECMO等。“这些是病人最重要的生命支持设备，所以我们必须保证这些设备随时可用、随时好用。”夏金根说，这些前期工作非常繁琐，繁琐到一个小接头都需要专门从北京运去。“只有装备好更多的武器，战场上的战士才能打赢。”

“重武器”源源不断输往武汉。“当医院得知医疗队出现设备、耗材短缺的问题后，连夜从北京大后方运来了两车29件重型生命支持‘武器’，其中包括一套移动式三级监护设备，起了很大的作用。”中日友好医院外科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段军表示，有了这些“重武器”，在降低患者病亡率、提高治愈率上，队员们就有了底气。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牵头筹建的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是全球第15支国际应急医疗队。在没有外界支撑的条件下，能够自行运转医疗救护工作28天。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这支医疗队在1月25日到了武汉前线。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梁宗安表示，各专业的医护人员在呼吸机管理、气道管理、医用气体治疗、危重症转运以及呼吸康复相关治疗中，发挥了专业作用，大大增强了危重症患者呼吸支持的力量和临床效果。“与以前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或者公共事件救援相比，我们的‘武器’更先进了，防护也更完备了。”

战时医务处成立，大家心往一处使

全国驰援武汉的医疗队非常多，不仅每支医疗队是由不同学科的人员联合组成的，在有些病区甚至是不同医疗队的人员一起工作。比如，在作为重症患者定点收治医院之一的武汉协和医院西院，最多的时候有23支医疗队，最南的有来自海南省的医疗队，最北的有黑龙江省医疗队。

这么多医疗队一起工作，如何保证工作步调、诊疗水平一致？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援鄂医疗队领队、办公室主任钱招昕给出的答案是：“确实非常有挑战性，需要有统一高效的协作机制。”为此，武汉协和医院西院成立了战时医务处，所有医疗队的领队或队长都是这个医务处的成员。战时医务处把各医疗队管理的病区分成5个片区，组织了5个联合专家队分片包干，每周组织疑难病例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如果有疑难或者成功经验的病例，再提交到医院层面，由医院组织每周一次的全院专家参与的病例讨论。

“片区讨论组织了41次，院级的有10次，有151例患者通过讨论得到了精准救治。”钱招昕强调，那么多专家聚在一起，每次讨论都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事实上是冒着一定风险的。“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集中各医疗队专家的集体智慧，群策群力，努力挽救每一个生命。”

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特别申请了一块会诊区域。每天16时，北大3支医疗队的相关专家都会到这个会诊区域讨论。专家们通过电脑屏幕看到病人的信息，包括体征、检查检测结果、X线图像等。“大家就重症病人所有的问题展开特别详细的分析，经过多学科团队的诊断后形成决策。”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李海潮表示。

前方能解决的问题前方解决，前方解决不了的寻求后方支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援鄂医疗队成员以呼吸、重症专业为主。医疗队曾经接治一位老年患者，在使用无创呼吸机治疗过程中发现他的下肢单侧出现了很多水泡。“大家都不理解水泡是怎么回事，马上拍了照片和后方医院皮肤科的专家联系。他们解释这和缺氧、肢体压迫有关系，很快就找到处理办法。”李海潮回忆。

吸取非典经验，药物使用更慎重

此前，感染新冠病毒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易凡和胡卫峰，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被救回时脸色发黑，引发各界关心。

段军介绍，易凡和胡卫峰都是在1月底前后确诊感染，当时病情危重，进展迅速，都接受了气管插管，上了ECMO。“评估发现，这两位病人都存在血源性感染，我们得想尽一切办法把血里面的感染源去除，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更换身上的所有导管，尤其是最危险的ECMO的导管。当我们成功更换ECMO管路以后，病人的病情第二天就稳定了。易凡撤掉ECMO后已经出院回家了，而胡卫锋现在还在医院康复治疗中。”

“前段时间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他们俩皮肤变黑的事情，其实就是因为感染太重，我们给他们使用了一种叫做多粘菌素B的药物，这种药物会导致色素沉着、皮肤变黑。”段军说，“请大家不用担心，这种皮肤变黑会慢慢消退。”

2003年抗击非典的时候，存在着对激素的过度使用，包括抗病毒药。长时间大剂量使用，导致一些不良反应。既往的经验教训推动着用药理念的改变。

北京协和医院医疗队在武汉的ICU查房时发现，有50%～60%的病人出现肢端发凉，有些病人的手指和脚趾甚至出现发黑、坏死。“这实际上是病人肢体缺血的表现。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该院内科学系副主任严晓伟说，和前线专家讨论、后方血液科专家会诊后，最后认为这是新冠病毒对血管内膜的损伤，以及新冠病毒引起的炎症风暴所造成的高凝倾向，因此抗凝治疗非常重要。“后来我们采取抗凝治疗，病人肢端发黑和坏死的情况明显缓解。”

“新冠病毒感染是一个多系统的疾病，除了累及肺脏，还会累及心脏、肾脏。一些60岁以上的病人，经常合并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医疗队专家组成员曹照龙表示，医疗队对抗病毒药、激素及各种药物的使用是非常慎重的，坚持从细节上把关，实现个性化治疗。

曹照龙所在的重症治疗单元收治了11例肾衰患者，这些病人平时都在各个医院做透析。“透析病人用药跟常规的病人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有可能被透析掉了，所以对用药的时机、剂量都要做相应的调整。管理病房的主诊医生要和做透析的医生密切合作，才能保证治疗正常进行。”

治疗过程中，每一位病人都需要精准呵护。“有些病人按照常规进行透析以后血钾还很高，团队里没有肾衰治疗的专科医生，我们就和后方医院的肾内科联系，指导开展对病人的治疗。正是这样的精诚合作，才能保障患者在治疗新冠肺炎的同时，透析治疗能够得到充分实施。”曹照龙说。

多学科护士合作，面对身体和心理挑战

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援鄂医疗队中，呼吸和重症监护室护士占30%，心脏监护室、急诊监护室护士各占15%，神经专业和感染疾病专业护士各占将近10%。该院大外科护士长王玉英表示，在前线，护士主要承担患者的基础护理、专科护理、心理护理和生活护理。

如何评价护士们的表现？王玉英用了两个词——专业、全能，这体现在多学科护士合作上。从排班开始，每一个班次都有呼吸及重症专业的护士，同时配备心脏、神经及感染疾病科的护士，这种多学科的排班模式既能够充分发挥每一个护士的专业优势，也能全方位地观察病人的病情变化。当患者某一个系统出现问题时，能够现场及时处理，保证患者的安全。“我们病房收治的病人不论住院时间长短，没有出现一例压疮，而且从外院转来的有压疮的患者经过我们精心的治疗、护理，也都好转了。”

在武汉，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护士团体的工作内容既包括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病情变化和治疗效果，也包括准确实施治疗和护理措施，以及有效地预防并发症。护士每天会和医师组一起进行床旁查房，充分掌握医生的诊疗思路，以更加有效地推动治疗进程。该院急诊科护士长崔曼说，鉴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性，医疗队面对的不仅有医疗救治上的挑战，更有医护人员和患者心理上的挑战。

崔曼在早查房时曾遇到一位老年患者。“这位阿姨告诉我们，她的老伴儿就住在隔壁病房，病情危重，她想去看一看。”崔曼说，当时为了避免交叉感染，隔离病房内是禁止患者在不同病室间走动的。医疗队例会在对患者病情充分讨论后，决定对来自同一家庭的患者采用“家庭病房”的管理模式。“第二天，我们在与同病室的患者进行充分沟通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后，把同住在危重病房的夫妻等家庭成员调到一起，让来自家庭的温暖给予患者更好的心理支持。”

隔离病房是一个小世界，医生和护士们除了看见患者的病情，还会感受到他们的内心。“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疾病，他们感觉到对生命有一种不确定性，特别是家人也同样生病的患者，会偷偷流泪。”中日友好医院肺移植科副护士长孙菁说，“有一些患者治疗期间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我们非常渴望了解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为此，护士提前在纸上写好‘渴、饿、疼、难受’这样的字眼，从患者的肢体反馈中了解其最真实的需求，更好地帮助他们。”

人心始终温暖，医疗队吃上热乎盒饭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援鄂医疗队建立了医护患之间的微信群，把病人的家属也拉进来。“医护人员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病人的病情变化，以及他们心理上有什么问题，随时和他们沟通。其中有一位患者对新冠的恐惧比较严重，医护人员和他做了沟通，效果不是太满意，就把精神科医生拉进来。”该院院长施秉银说，这位患者治愈后在微信里发了一句话：“再见了，亲爱的你们，心里说不出再见。”

武汉“封城”期间，人心始终温暖。在武汉，医疗队队员每天看到的是志愿者在接送援助人员、运送患者和抗疫物资，保洁人员在打扫城市卫生，快递小哥为宅在家里的人们送去快递，执勤的警察、小区门口工作人员在默默站岗。

“酒店的服务人员都是各个部门的经理，因为医疗队的上班时间和下班时间不固定，所以他们专门在大堂给我们准备了保温箱，让医疗队队员下了班以后可以吃上热乎的盒饭。”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医务处副处长费剑春说，难忘的是山东临沂籍两位货车司机，星夜兼程到武汉送防疫物资，还把运费全部捐出来，买了矿泉水送到医疗队驻地，极大鼓舞了医疗队员的士气。

在上班途中，看到武汉街头空空荡荡，只有寥寥无几的公务车、医护人员摆渡车行驶着，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许小毛心头常有莫名的感动：“一个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突然间寂静了下来。我们社会组织能力、老百姓的纪律性都太强了，为他们点赞！”

“常有人说我们是英雄，其实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医疗队专家组成员王泠说，医疗队里面，有人推迟了婚期，有人的父母生病住院，但是大家都默默地藏起“小家”的困难，冲到一线去。“医疗队有位男护士，出征的时候女儿刚刚出生8天。他的妻子也是我们医院的一名护士，非常支持他的工作，他就义无反顾地跟我们一起去了前线。到前线以后，有一天他得知女儿过敏了，在自己房间里哭了。第二天，他没有告诉我们，照常上班。当我们得知这样的情况以后，马上跟医院大后方进行联系，儿科医生主动进行会诊，解除他的后顾之忧。”

发挥才智，非常时期有了非常发明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重症救治医疗队2月7日抵达武汉，在武汉坚守了62天，这支医疗队里绝大多数是40岁以下的青年骨干，占80%左右。他们面对一些临床问题时，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吕国悦介绍，在武汉的临床一线，医疗队一共进行了4项发明创造，破解了救治过程中发现的临床问题——

第一个是多功能的防护面屏。针对隔离区里医生和医生之间、医生和护士之间沟通十分困难的情况，医疗队把骨传导耳机和话筒结合到防护面屏上，在防护面屏上配备了一个摄像头。最重要的是防护面屏还携带了一个制氧装置，解决了在隔离区内沟通不畅、视野不够和乏氧的问题。

第二个是一次性咽拭子采集装置。此前给患者进行咽拭子采集时，患者容易呛咳从而产生感染的风险。为此，医疗队在原来的咽拭子上做了一个防护罩，给采集者多了一层防护。

第三个是一次性气管插管用防喷溅隔离巾。在重症治疗攻坚时，气管插管、支气管镜的灌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这两个治疗措施对医务人员的感染风险很大。医疗队在手术巾上增加了一个透明薄膜，里面加了3个可操作的口，在处置者和病人之间形成了一个防护屏障。

第四个是增强型的传染病专用的听诊器。这项发明可以解决隔离区内用听诊器听诊患者肺部的问题。

河南省援鄂医疗转运队在武汉奋战了45天，总共转运2525人次的中、重症患者，负责15次批量患者转运保障任务，缓解了武汉“120”的压力和困难。谈及体会，转运队队长、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主任乔伍营表示，异地救援首先面临的就是通讯问题，急救车通讯跟当地“120”不匹配，怎么办？

“我们发挥创造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利用无线系统，还有微信群，跟武汉‘120’无缝对接。”乔伍营说，很多驾驶员没有到过武汉，地理位置很不熟，转运队就利用导航软件，让驾驶员预先熟悉地理地况，达成最快地寻找到病人、把病人快速转运到医院的目的。（首席记者 叶龙杰 本报记者 王倩）

（来源：《健康报》2020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