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郭俊渊

郭俊渊，1925年11月2日出生上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放射科教授。 

他生逢战乱年代，阅尽人间沧桑，目睹时代变迁，饱尝苦辣酸甜。在一片处女之地辛勤劳作，影像介入，救死扶伤，编著科研，教书育人，含辛茹苦，为改变穷白面貌求索一生。郭教授曾任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影像诊断》的编审，参加编写全国统编教材《影像诊断学》第1、2、3版的编写（1982-1995年）。1990年获国家教委颁发奖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1.阅世间沧桑  一腔热血投身医学

郭俊渊，1925年11月2日出生于上海，汉族。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刚刚小学毕业的郭俊渊，也关心着战争的发展。从家人和朋友口中，得知了战争的残酷，更看到了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从医的种子便从那时开始，深深埋进了郭俊渊的心中。

1943年高中毕业，征求家人意见之后，郭俊渊进入上海德国医学院。进校的时候，学校全部都是德国老师讲课，如果德文不好，就很难听懂课程。所幸郭俊渊在中学就学过德语，读了半年的德语班之后，他就进入了大学一年级学习。

大三那年，抗战胜利，上海德国医学院停办，不再接收其他学生，全部学生并入同济大学医学院。虽然经历波折，但郭俊渊和同学们的学业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转眼五个学年结束，第六年就要开始实习。那个时候，对实习医生要求很高，一个人要管5-10张床，负责写病历，做常规检查，每天早上还要去看病人摸脉搏。在这段时间，郭俊渊分别到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各实习了2-3个月，眼科、耳鼻喉科也分别实习了一个月。实习期间，郭俊渊受益匪浅，这一年，也成为他最为难忘的学生时代。

“这是在我小孩的时候，印象就比较深刻。那个时候生病都是请医生到家里来看病，大家都知道医生很好，可以看病。后来大一点点，家人告诉我医生是个自由职业，这些意见加起来，就觉得考医会比较好一些，所以就想去考医。当然我们那个时候学什么，还要征求大人的意见，对吧，但我还是知道医生是一个好的职业。

那个时候我们都还蛮用功的，学生很用功，老师也教的比较好，那个时候我们学习都老老实实的，没有那么多诱惑，就是专心读书。那个时候回想起来，那时都觉得跳舞是个不好的事情，当然现在不会这样看了。

实习医生我觉得很重要的，因为听课就是听理论课，具体怎么做都是不知道的，他做实习医生，一个医生要管5个到10个病人。不管白天黑夜，反正病人来了，他的一切都是你管的，他的病情变化，他的大小便，都是你要管的，你要检验。现在是开单子去检验科检验，那个时候不是的，没有人做，要自己去看大便怎么样，小便怎么样。所以我认为实习医生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从这个里面你知道怎么关心病人。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就说你每天早晨去查房，一定要摸摸病人的脉搏怎么样，看看他怎么样，要和病人亲密接触才能够了解病人的情况，我觉得这还是很要紧的，所以这一年时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年，从理论到实践，对以后要做医生来说，是很重要的。”

2.医疗队磨砺  大爱之心关怀病人

1949年6月，郭俊渊从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进入校附属医院（当时名中美医院，同济医院前身）放射科工作，师从荣独山教授和沈成武教授。

新中国建立前后，一场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在中国南方广大地区打响，作为最早投入这场战斗的同济大学医学院师生，为此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解放宁、沪、杭地区，5月下旬，毛泽东责成第三野战师副司令员粟裕组织部队进行攻台准备，部队在近郊江苏太仓做战前准备。这里紧靠长江口，湖泊众多，是训练渡江作战的理想场地，然而这里也是血吸虫病疫区，血吸虫病、疟疾等频发。军队卫生部门虽有防范，但这支擅长北方作战的部队对此认识不足，加之攻台战役重于一切，水上训练日以继夜，每名战士一天至少两个小时进行游泳训练，到了9月中旬，许多人出现了发高烧风疹块和腿肿等症状，一时被称之为怪病，引起了部队重视。中美医院（同济医院在1945-1951年的称谓）院长林竟成派医师邵丙扬等专家赴太仓等地驻地普查。确定病因后，上海全市抽调医务人员组成上海血防大队，同济中美医院的邵丙扬医生被任命为大队长，下设三个中队，其中太仓中队由同济医学院组成，队里有十几个小组，郭俊渊是第三小组的小组长，还有一位实习医生做副组长，小组里还有11个医学院各年级的学生，共13个人负责一个炮兵营的三百多个病人。主要负责给病人体格检查，摸摸脾脏，听听心，再就是打针，做治疗，偶尔做一些健康宣教。当时大家都兢兢业业，郭俊渊这一组负责的病人都得到有效治疗。完成任务后，太仓中队许多人都立功受奖。

1951年，郭俊渊参加了第二批抗美援朝医疗队，由于病人都从前线回来，各种伤都有，郭俊渊等帮助检查、治疗病人，同时在长春军医大学进行教学工作，提高医务人员的水平。

当时长春军医大学的放射科设备比较差，也没有专科医生。郭俊渊到长春后，长春军医大学意识到放射科的重要性，于是从内科、外科和五官科分别抽调一位医生跟郭俊渊学习放射学，这些医生后来都为自身领域发展放射学作出了积极贡献。

“毕业以后参加工作，1950年就参加血防了，我记得是1月5号，因为解放军在太仓训练，准备去解放台湾，解放军都是陆地军队，江河作战比较少，所以他们要去划船游泳，所以大量的解放军感染了血吸虫病，所以解放台湾就受到了影响。就组织上海的一些医务人员去给解放军治病，那个时候病人很多。我们同济成立了一个队，上海医学院成立了一个队，上海市卫生局的医院成立了一个队。同济这个医院有小队长、小组长，小队长是内科的医生，组长就是我们年轻医生，副组长就是实习医生，再下面就是五年级四年级三年级的学生。

我是第三小组的组长，我就管一个营，一个炮兵营，大概也有两三百人，他们住在一起，我们去给他们做治疗，打针，同时也观察锑剂对心脏有没有什么改变。我这个组，幸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都比较平安，我们好像治疗了300还是100个病人，每天去打针，还要观察病人身体好不好，那个时候我们和解放军亲密接触，就觉得解放军确实纪律方面做得很好。

这一段时间我认为对我、对我们很多人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亲密的接触了解放军，解放军的思想水平比我们高一些，我们给他们治病，就体会到他们的一些优良的传统，以前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都还是很高兴的，我们都很高兴很愿意参加这个工作，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1951年抗美援朝了，我是年轻医生，又是男性，应该要去的，我们都很自愿自觉的报名参加，我们没有过鸭绿江，没有去朝鲜，就在长春的医科大学。当时他们医疗水平不是很高的，我去了以后，帮他们做检查，同时去培养人，他们自己也晓得放射科基础比较差，他们一共有4个医院，内科医院，外科医院和普通医院，他们抽人来学习，我那个时候毕业才两年，但是比他们懂得多，所以除了医疗以外我还给他们讲课，（我自己）才做了一年多的医生，懂得很少，但是比他们懂得多。我有多少力量就发挥多少力量，跟他们相处的都很好，他们对我也很好，最后他们给我评了两小功。

我的学生中间，到后来我才晓得，有一位后来当了长春放射学会的主任委员，这说明我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当然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受到锻炼，更进一步的了解了共产党、解放军。

3.举家迁汉  助力放射科交流发展

1954年，同济医学院率先西迁到武汉，由于教学力量不够，郭俊渊被派到武汉来担任教学任务。郭俊渊服从组织安排，退掉了上海租住的房子，带着子女们的外婆、妻儿义无反顾的举家搬到武汉。

当时，郭俊渊刚刚升任讲师，医院分配的宿舍有两间房间，一个小厨房，还有一间很小的卫生间。更令他感到振奋的是，当时同济医院的放射科有四台设备，比上海中美医院更好，这也为郭俊渊开展科研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1955年到1966年，国内形势较好，各项事业发展迅速。在裘法祖教授带领下，同济的外科也快速发展，由于放射科跟外科的关系较为密切，外科发展必然推动了放射科的发展。50年代，郭俊渊教授在国内较早开展四肢动脉造影和腹主动脉造影，在“中华放射杂志”发表论文。

70年代起，郭俊渊主攻腹部放射学，尤其是胃肠道和肝脏影像诊断。1981年郭俊渊赴联邦德国进行校际交流，回国后组建介入放射学组，成为国内率先开展肝癌介入治疗单位之一，他和同事们一起改进治疗技术，多次举办学习班，将有关新技术向省内外推广，取得了良好效果。

“从上海搬到武汉以后，已经有大的变化了，房子好了不说，设备也好了很多，但是艰苦朴素的作风没有变，对病人负责的态度也没有变，一直都传承下来的。

“放射科刚到武汉的时候，仪器设备比上海都要好一些，那个时候武汉也在发展，建桥修路，那个时候车祸和外伤比较多，脑外伤很多的。那个时候做了不少，但最后没有写文章，为什么没有写文章呢？因为我觉得我做了那么多病例，没有超过上海，重复人家的东西，没有意思的，再后来到动脉照影，做的比较好，后来才写了些文章。是为了病人而做，而不是为了写文章而做，病人需要做，做了以后我有什么经验和体会，我把它形成文章，后来在中华放射杂志上发表文章，在那个时候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贡献吧。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和德国两个国家之间建立了关系，后来派人去德国进行校际交流，同济就派我去了，从那里看到了新的检查方法，介入放射学、动脉穿刺以后插管，打化疗药，治疗肿瘤等这一套东西我就学到了。他们让我在他们的病人身上做，一般不让的，看我还可以（笑）

学会以后回来，就让年轻医生做，我就跟他们这么说，你们去做，你们出了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们兜着！所以我就很愿意培养医生，我们在同济建立了放射学之后一直在发展，就不是一个人了，就越来越多了。

放射学里面我们不是有一本杂志吗？最早是翻译的他们的杂志，到最后就跟他们脱钩了，因为我们的病例也很多了，领导非常支持，现在这本杂志上不光是同济，还有其他的很多单位都参加进来了。

我想作为医生来讲，一切为了病人。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诊断搞清楚，同时不能损害病人的身体，影响他人。另外，放射科医生要向临床医生学习，他对病人的了解要比你多，要和他们商量学习。

当然最后还是要一切为了病人，病人能够早一点恢复健康！

我希望我们国家繁荣昌盛，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我希望我们的老百姓越来越幸福，我们国家还有一些地方比较贫困，习近平总书记讲了，要扶贫，要消灭贫困，我都非常赞成，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我们的科学水平等等都要赶上去，不能什么东西别人做好的我们来用，我们要自己发明、自己创造，要让别人用我们的东西，这样就比较好了。”

历年来，郭俊渊和同事们撰写了数十篇科研论文，总结医疗科研成果，发表于《中华放射学杂志》、《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临床放射学杂志》等刊物上。部分文章发表于国外杂志。1989年郭俊渊和同事们获湖北省武汉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994年获湖北省人民政府及武汉市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2010年9月，郭俊渊在广州接受2010年第九届全国介入放射学术大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